综合心理学、神经科学及临床医学的研究，笔者将其作用分为三个阶段。

一些与事件无甚关系，但选用了奶制品作为原料的涉奶食品企业的生产、销售都出现同比三成以上的暴跌。事实上，清楚地意识到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性的行政措施的制定者有时甚至会尽其所能地按照公众习惯的对风险的思维方式来为公众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尽管公众的习惯思维方式通常是不可靠的。

面对严重的恐怖事件时，政府官员往往不能够正确评价国家所面临的风险。由于心理衡量模式涉及到风险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与本文的研究目的相符合。之所以如此，情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的恐慌情绪已经有所降低，政府也已经较为充分地掌握了有关极端危机事件的信息，从而为成本或收益的具体化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他们发现，与那些覆盖所有死亡事件的保险相比，人们愿意为覆盖恐怖主义(一种具有高度生动性的事件)行为导致的死亡的航空保险支付更多的金钱。

这种反应又会进一步增加公众的恐慌心理，从而强烈的干扰公众的理性决策和判断。在情绪、认知与决策三者之间，情绪的作用是通过认知这一中介来实现的。以规范性文件[vii]为关键词进行裁判文书检索时可得近27000件民事案由，其中在本院认为部分引用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说理者有11400多件，[viii]更有以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者。

此点应严格按照《宪法》《立法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确定的有权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执行。[xxv]本案争议焦点为祭祀公业成员委托非成员参加成员大会，所成之表决是否有效？原审法院援引内政部发布之台内民字第8201435号函其不能出席者得委托其他派下代理表决之规定，判定非成员不得为代理人。[xvii]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164页。[xviii]参见注[13]，第437页。

苏永钦：‘民法第一条的规范意义，载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公私法之融合，以日学者美浓部达吉论述最为透彻。

此外，法律制度的阶梯结构表明了法律渊源的等级性，[xxxii]在法源体系内部，尚可对法源做进一步区分。（二）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民法非正式法源 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当以法源理论为基础。[lvi]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3）徐民四（民）初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书。下文将就行政规范性文件法源意义上之适用时，如何确定审理案件的需要和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做详细论述。

从立法技术上来看，立法机关任务繁重，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授权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发布行政命令可减轻立法负担。因此，沪房地资公［2000］98号、《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合同法》构成承租人死亡、共同居住人享有继续居住权事项上由一般到具体之规定，故沪房地资公［2000］98号之适用亦确实符合审理案件的需要。除此之外，《裁判文书引用规定》还明确了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的实质要求，即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和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如何理解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和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则是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的关键。法律适用于个案的标准不是具体规范，而是作为评价统一体的法律制度。

[x]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土地使用权性质未及时变更，仅涉及合同无法全面履行时之解除或终止问题，即当事人所主张的对《土地管理法》具体化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非接近本案事实的规范，最终适用《合同法》93条判令合同解除。

[li]找法的目的也并非是找到最有约束力的规范，而是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找到与个案事实最接近的规范，[lii]此即为法官的找法过程提供了指引。即当行政命令为法规释示或对规章、法规所适用所表示之见解时，有可作为裁判规范之余地。

（三）程序要件：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 《民法总则》10条明确，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xxx]参见施启扬：《民法总则》（第八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三）公私法融合下行政规范性文件民事司法适用的可能 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民事裁判说理依据之重大阻碍，在于公法与私法之区隔。私法之公法化，已经成为现代民法发展之趋势，如所有权之公法限制、企业公共经营之公法限制、契约自由之公法限制，均为此例。但行政规范性文件毕竟乃公权主体于公共管理范围内所发布的公法性文件，民事领域以意思自治自成一体，公权意志若欲通过司法影响市民社会，自当需理论基础支撑。根据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法官又必须在理由部分阐明支持或不予支持的理由，这就需要法官从当事人提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出发，逆向寻找其上位规范。

若经审查，发现涉案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法官自当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结合其他规范进行民事裁判。故而学者主张，公私法的划分，于学理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以事物领域而非规范领域为分界的立法中，公私法二分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民事司法适用分为法源与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进入专题： 行政规范性文件 民法渊源 公私私法化 。

[lxi]如《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守下列程序：（一）调研起草。实际上，公私法之严格区分并不可能，诚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所言，在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中，并存的私法和公法之间并无明确界限，而是互相渗透混杂。

非法源意义上的适用，指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认定事实之依据。[i]参见孔繁华：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监督机制探究，《法学杂志》2011年第7期，第46页。[li]参见注[32]，第123页。[xii]博登海默也认为，成为法律之命令并非均由国家立法机关直接颁布，亦可通过得到主权者授权之官方机构予以颁布。

[lix] 综上，审理案件的需要即：涉案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相对于其他规范更接近于个案事实，且该行政规范性文件属于对其上位规范之具体化，并符合法律秩序之统一性。于飞：民法总则法源条款的缺失与补充，《法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36页等。

[xliii]［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1页。然后，我们尚需检视通过检索之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规范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法［2016］221号）中明确，我国的民事裁判文书正文包括首部、事实、理由、裁判依据、裁判主文、尾部六个部分。[xl]反观我国立法特色，亦可印证公私法交融的必要。

主体方面，即发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主体是否为有权主体，其发布的文件是否为法律授权事项。[lix]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lv]因此，在检索到更接近个案事实之行政规范性文件后，我们仍得对找法过程中根据规范等级体系找出的规范进行梳理，查看其是否符合秩序的统一性，即就涉案之事实，与位规范构成从一般到具体之规定。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2）台上字第1915号民事判决书。

逆向找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查看当事人提出之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最接近本案事实之规范，二是查看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规范等级体系的统一性。[xxxviii]结合我国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有权公法限制如《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征收、征用、物业管理等事项，私权主体行使所有权时受公权限制。

王利明负责撰写第一编民法总则部分。多有就此撰文或涉及者，参见张民安：《民法总则》第10条的成功与不足——我国民法渊源五分法理论的确立，《法治研究》2017年第3期，第21页。

可见，《裁判文书引用规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之民事司法适用做了形式、实质、程序三个方面的安排。法理界反对公私法划分者大有人在。